伴随着财税【2016】36号文件的出台，全面营改增的靴子落地，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融资租赁业的增值税税负较试点阶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对融资租赁业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全面营改增已经施行四月有余，新的税制调整给融资租赁行业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还有哪些问题尚需明确？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指出，我国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改革，无论对宏观经济运行还是融资租赁业长期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融资租赁业的营改增政策仍存在改进空间。应充分考虑融资租赁业在实体经济中发挥的特有作用，对现行营改增政策进行微调，从而达到为实体经济减税、刺激经济运行的目的。 
    （一） 充分发挥融资租赁行业特有优势，赋予必要税收激励 
    首先，融资租赁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由于特有的业务模式和行业性质，能够天然地服务于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对企业改善财务结构、平衡利税、积累发展资本等有着其他信贷支持方式所达不到的效果，从而有效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一般都赋予融资租赁业必要的税收优势。 
    其次，对融资租赁业赋予一定的税收激励，可以使其更好地帮助企业技术更新、促进宏观经济稳健运行，从而扩大国家整体增值税的税基，可以使国家税收收入不减反增。 
    最后，由于融资租赁业能够更好地鼓励资本在实体经济中增加投入，而非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这一作用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特别重要。另外，在科创中心建设和各地自贸区建设中作用巨大，为科技创新企业和自贸区相关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有力支持了其发展，契合国家政策导向。 
    因此，建议对融资租赁业出台相关鼓励政策，赋予更多税收激励，才能更有利于发挥融资租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建议一方面出台针对融资租赁业的专门税收优惠，鼓励更多企业选择融资租赁，充分发挥融资租赁业作用。另一方面出台更多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如投资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并允许出租人代为行使上述税收抵免权利，并 通过降低租金的方式，将得到的抵免优惠转移给承租人。 
    （二） 解决售后回租业务承租人抵扣问题 
    金融租赁公司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走出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受限于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法律法规要求、特种设备的登记管理制度、租赁与采购税收优惠政策区别等相关政策影响，使得租赁业务大多以融资性售后回租方式开展，以2015年金融租赁公司新增投放为例，回租业务投放约占总投放规模的90%。36号文将售后回租归入贷款服务，虽然金融租赁公司售后回租税负下降；但同时规定下游企业不能作为进项抵扣，导致承租人实际增加的融资成本大于金融租赁公司减少的税负，违背了营改增“减税、刺激经济运行”的初衷，因此，建议对于售后回租业务，允许下游承租人抵扣进项税，以体现国家对融资租赁业的扶持，同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三）重新定义经营性租赁税基，解决营改增过程中仍然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 
    根据现行的营改增政策，经营性租赁的实际税基为全部租息，没有扣除资金成本，这不符合增值税仅对商品或劳务的增值部分征税的基本原则。另外对于租赁物为购入二手设备时，还可能面临因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导致本金部分重复征税的问题。因此，建议税务机关重新审视经营性租赁的税基，按照增值税征税原则，将税基确定为增值部分，允许在原税基中扣除资金成本；对于购入二手设备开展经营性租赁的，按其业务实质，允许其主动申报、直接扣减。 
    （四） 按照增值实质，扩大资金成本的可抵扣范围 
    除银行借款及发债等资金成本外，融资租赁业从其他融资渠道如保理等获得资金的成本尚不能进行进项税抵扣，导致作为增值税税基的增值部分被人为扩大，此部分成本支出与银行利息支出并无本质差别，如不能抵扣有违增值税实质原则。另外租赁公司多元化融资渠道，扩大资金来源，也有利于降低流动性和利率风险。因此建议将此类成本支出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或以负面清单形式规定差额征税的不可扣除项目范围。 
    （五） 对目前存在的政策执行层面问题进行调整 
    场外银行借款方面，在原营业税体系下，根据相关规定，营业税下金融机构间相互拆借、占用资金可以免征营业税，包括线下拆借。建议延续原免税政策，将线下拆借业务加入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范围，或以负面清单方式列举必须应税的业务行为，避免无谓地增加社会融资成本。逾期利息方面，建议明确金融租赁公司属于金融企业，并可按相关规定将融资性售后回租逾期90天以上应收未收利息冲减当期利息收入，待实际收回时再计入当期应税销售额。  
   （六） 关注金融行业可能存在的税负转嫁问题 
    营改增的全面推行使得社会整体税负有所下降，但部分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自身税负水平可能有所上升。由于金融行业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仍可能将自身上升的税负通过调高利率或增加其他费用的形式向其他市场主体转移，最终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建议在评估相关税负政策调整结果时，应更多从实体经济的综合运营成本进行考量。